米塞斯：社会是合作，是行动中的共同体

社会是合作，

是行动中的共同体

文：米塞斯  转自：韦伯研究

一、社会的性质有关社会存在的一切较为古老的观点，都受到人类命运观的主宰。社会在向着一个由神祇事先指定的目标前进。凡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的人，假如在谈论进步与退步、革命与反革命、进取与反动时，他借助的是已被众多史学家和政治家采纳的概念，他便有着逻辑上的正确性。对历史的判断，是根据它使人类离那个目标更近还是更远。然而，社会科学是以摆脱这种习惯，甚至摆脱一切价值评估作为起点的。每一种关于意志的因果研究都必定是目的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确实是目的论的。但是它的目的概念完全包含在因果解释之中。对社会科学来说，因果关系仍然是基本的认知原则，对这一点的坚持甚至绝不可受到目的论的损害。它不对目的做出价值评估，所以它不能谈论比如说黑格尔和马克思那种意义上的向更高水平的进化，因为无法证明所有的演进都是向上的，或每一个后来的阶段都是更高级的阶段。当然，它也不同意悲观主义历史哲学家的观点，他们从历史过程中看到的是一种衰落、一种向糟糕终点的逐渐接近。对历史进化的动力的探索，就是对社会的性质、社会状况变迁的起源和原因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它是如何起源、如何变迁的?——这是科学社会学唯一能够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人的社会生活类似于生物过程，这是一种从观察古代素材得到的知识。它是由李维传给我们的门内尼乌斯 ·阿格里帕的著名传说的基础。当大量著作在 19 世纪生物学的胜利的鼓舞下，将种类比发展到荒谬的地步时，社会科学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把人类活动的产物称为"社会细胞之间的物质"有什么用处?学者们就社会机体的哪一个器官与中枢神经系统相对应争论不休。这能启发任何人吗? 对这种社会生物学研究最精当的评论，出自一位经济学家之口，它的大意是，任何把货币比作血液、把货币流通比作血液循环的人对经济学作出的贡献，就像把血液比作货币、把血液循环比作货币流通的人对生物学的贡献一样多。现代生物学的一些最重要的概念，都是从社会科学借用来的，如进化的概念、分工概念和生存竞争概念。但它并没有满足于通过类比得来的比喻性词语和结论，而是把它的收获进一步发扬光大。而生物-社会学只是用它重新借回来的概念做了一场徒劳的文字游戏。浪漫主义运动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在厘清我们对社会关系的知识方面甚至更无所作为。它故意对当时社会科学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视而不见，所以它无法利用分工学说，而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这一部分内容，必须被当作一切社会学的出发点，就像它是现代生物学的出发点一样与生物有机体的对比本应教给社会学一件事情，即有机体只能被想象为一个器官系统。但这仅仅意味着有机体的本质在于分工。只有分工才使各部分成为有机体的一元; 正是从各个成员的协作中，我们认识到了系统即有机体的统一性。对动植物的生命和社会生活都可以这样说。就分工原理而言，社会机体可以比作生物体。分工乃是这个古老比喻的tertium comparationis（比较的基础）。分工是所有生命形式的一条基本原理。当政治经济学家强调分工在社会经济中的意义时，它第一次在社会生活领域被发现。然后，在米尔纳-爱德华兹于1827 年的首次激励下，生物学接受了这一原理。但是，我们把分工当作一种普遍规律这一事实。绝不能阻碍我们认识动植物有机体的分工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分工之间的根本差异。不管我们认为生理分工的起源、进化和意义是什么。这 显然无法阐明社会学分工的性质。区分和整合同质细胞的过程。完全不同于自给自足的个体成长为人类社会的过程。在后一过程中，理性和意志在融合中发挥着作用，使过去独立的单位形成一个更大的单位并成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在前一个过程中，这两种因素的介入是难以想象的。甚至在蚂蚁和蜜蜂这类生物聚集为"动物共同体" 的地方，所有的运动变化也都是本能地、无意识地发生的。在社会形成的起点和最初阶段，本能也完全有可能发挥着作用。当人作为一种会思考、有意志的动物而出现时，他已经是社会机体的一员了，因为无法想象会思考的人会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人只有在人群中才能变成人。"（费希特）人类理性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乃是同一个过程。社会关系的所有进一步发展完全是意志的产物。社会是思想和意志的产物。它不是存在于思想和意志之外。它存在于人类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外部世界。它是由内向外投射出来的。社会是合作，它是行动中的共同体。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意味着社会就是分工。为了正确地对待这种观点，我们必须考虑到人为自己确定的所有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它包括会思考、有意志的人的每一种相互关系。现代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不仅他的物质需要不能被孤立地满足，而且他的理性和理解力的发展只有在社会中才有可能获得。人作为一种孤立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人类只能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人类超越了动物的阶段，只能是因为合作促成了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并且只有通过社会合作，从作为动物的人向真正的人类的进化才成为可能并得以实现。这便是对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TσλuTuxOv）这句格言的解释。二、作为社会发展原则的分工我们还远远没有理解生命最终级、最深刻的奥秘，即有机体起源的原理。谁知道我们究竟能否发现这一原理? 如今我们知道。当有机体形成时。从个体中创造出 了某种过去不存在的东西。动植物的有机体不仅是单个细胞的堆积，社会也不仅是组成它的个体的总和。我们至今尚未把握这一事实的全部意义。我们的思维仍然受到机械的能量和物质守恒理论的局限，这种理论永远不能告诉我们一如何能够变成二。这再次说明，如果我们想扩展我们关于生命本质的知识，对社会组织的理解就必需先于对生物组织的理解。历史上的分工发祥于自然界的两个事实; 人类能力的不平等和地球上人类生活的外部条件的多样性。这两个事实其实只是一个，即自然的多样性，它不会重复自身，却创造着具有无限多样性的宇宙万物。但是，我们旨在获得社会学知识的探索所具有的特殊性质，使我们有理由把这两个事实区别对待。显然，一旦人类的行为变成有意识的、合乎逻辑的行为，它就—一定受到这两个条件的影响。其实，它们几乎是将分工强加于人类。老人和年轻人、男人和女人通过适当运用他们不同的能力而合作。这里也有地理分工的萌芽;男人去狩猎，女人去泉边打水。如果所有个体的力量和能力都一样。生产条件也没有地域之别，那么分工的观念就永远不会出现。人类本身绝不会生出通过分工进行合作、使生存竞争变得更容易这种念头。在一个地理条件一样的世界里，自然能力平等的人中间不会产生任何社会生活。人们也许会结合在一起，以便完成个体力不能及的工作。但是这样的联合形不成社会。他们所造成的关系是暂时的，只存在于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刻。这种结合对于社会生活起源的唯一重要性，是它们在人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友好关系，使人们相互认识到个体的自然能力的差异，从而导致分工。分工一旦发生，这种分工本身会发挥区分的作用。劳动有了分工这一事实，使个人专长的培养成为可能，从而使合作的生产力变得越来越高。通过合作，人能够做到个体过去做不到的事情，即便个人能够单独做到的工作，生产力也变得更高。但是，只有用精确的分析搞清楚使合作制度下的生产力提高的条件，才有可能充分理解这一切。国际分工理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表明。只要资本和劳动在不同国家间的流动———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受到妨碍，制约地理分工的就是比较成本，而不是绝对成本。把同一原理运用于个人分工也会发现，个人不仅在同某种能力高于自己的人的合作中得到好处，也能在同各个相关方面都不如自己的人的合作中获益。在A优于B的条件下，如果A需要3小时，而B需要5小时来生产商品P; A需要2小时，B需要4小时生产商品Q，那么如果A只生产O，让B只生产P，A就会从中得到好处。如果各用 60 个小时生产P和Q，那么A的劳动成果是20P＋30Q，B的劳动成果是12P＋15Q，两者相加是32P＋45Q。但是，如果A只生产Q，他会在120 小时里生产60件，如果B只生产P，他会在同样时间里生产24件。这样，活动结果就是24P＋60Q，由于对A来说P有3∶2Q的替代值，对B来说有5∶ 4Q的替代值，这意味着产量大于32P＋45Q。所以显而易见，个人分工的每一次扩大，都会给所有参加分工者带来好处。同才干、能力和勤奋度较差的个体进行协作者得到的好处，与同才干、能力、勤奋度较高的个体进行协作者得到的好处是一样的。分工的好处是相互的，这并不局限于个体无法单独完成的工作。分工给劳动带来的更大的生产力，发挥着凝集社会的影响。它使人们在争取福利的共同奋斗中成为同志，而不是生存竞争中的竞争对手。它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使个人结合为社会。三、有机体与组织就像生命不同于机器、自然花朵不同于人造花朵一样，有机体与组织也互不相同。在自然植物中，每个细胞既有自己的生命，同时又和其他细胞相互发挥功能。我们所说的有生命的东西，正是这种自我存在和自我维持的现象。在人造植物中，只有当组装植物者的意志得到落实，相互分离的部分才成为整体的一员。只有当这种意志得到落实，各个部分才会在组织中相互联系起来。每个部分只占据为它安排的位置，并且可以说是只能根据命令离开那个位置。在这个构架中，只能从创造者把它们置入他的创造物、使之具有生命这个意义上说。各部分才是有生命的。也就是说为它自己而存在。被车夫套在马车上的马是作为马而活着。在这个组织，即"马和车的组合"中，马有别于马车，就像发动机有别于它所驱动的汽车一样。部分可以用其生命反抗组织，比如马拉着马车跑掉，或者制造人造花朵的薄绢在化学作用下裂碎。人类的组织也没有什么不同。它和社会一样是意志的结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意志不能生产—个活的社会有机体，就像造花者不能生产一朵活的玫瑰一样。只有在创造的意志被实施时，组织才能保持为一个整体，否则就不能存在。只有在创造者的意志能够施加干各部分，能够把它们的生命固定在组织之中，构成组织的各部分才融入整体。列队行进的军队只有一个意志，那就是指挥官的意志。在这个组织中发挥功能的其他一切东西都是没有生命的机械。军事操练的本质就是要摧毁意志，或者说摧毁那些无助于军队整体目标的成分。军人被训练执行队列命令，协调作战，军队团体必须只能是一个组织。在这个群体内部是没有生命的。不论个体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是在军队团体旁边或者之外——也许会同军队团体相对立，但决不会是在军队内部。以散兵的个人行为为基础的现代战争不得不利用个体士兵，利用他的思想和意志。所以军队不再只是操练士兵，它还试图教育士兵。组织是建立在权威基础上的团体，有机体就是相互关联。原始的思考者总是认为事物是从外部组织起来的。从不认为它是自己有机地成长起来的。他看到自己雕刻的箭，他知道它是怎么出现、怎么发射的。所以他对自己看到的东西都要问一句，它是由谁制造，由谁发射。他探求每种生命形式的创造，每种自然变化的始作俑者，他发现了一种万物有灵论的解释。于是就诞生 了神。人看到组织起来的共同体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分，所以他试图把生命理解为一个组织而不是有机体。因此便有了头主宰着身体这种古老的观念，并用"头" 这个词表示组织的首领。科学认识到了有机体的性质，彻底消除了组织这个概念的排他性，从而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早期思想家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可以说。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进步主要是在 18 世纪取得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直接先驱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生物学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抛弃了所有的万物有灵论和活力论信仰。对现代生物学来说，头脑不再是王冠，不再是身体的统治者。在活的机体中，不再有领导者和追随者，不再有君主和臣民、手段和目的之别，而是只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即器官。企图组织社会，就像把活的植物弄成碎片，再用这些死去的碎片制造一株新植物一样狂妄。只有把活的社会有机体杀死，才能够设想对人类进行组织。所以集体主义运动注定失败。创造-种包含全部人类的组织或许是可能的，但它永远只能是一个组织，社会生活还会在其中继续下去。这个组织可能被社会生活的力量所改变和毁灭，如果它试图反抗这些力量，它肯定立刻毁灭。要想使集体主义成为事实，首先必须消灭一切社会生活，然后建立起集体主义国家。这样说来，布尔什维克党希望切断全部传统的社会纽带，摧毁历经无数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大厦，在废城上建立新的社会结构，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社会关系的孤立的个体，不可能再形成一个有机体。组织只有在不对抗有机体或不给它造成任何伤害时，才是可能的。强迫人类的生命意志为他们不想要的某种东西服务的任何尝试，是肯定要失败的。一个组织除非是以被组织起来的人的意志为基础，并且服务于他们的目的，否则是不会繁荣兴旺的。

四、个人与社会

社会不仅意味着相互影响。动物中间也有相互影响，比如狼吃羊或公狼与母狼交配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谈论动物社会或者狼的社会。狼和羊、公狼和母狼的确是一个有机体——大自然这个有机体——的成员。但是这个有机体缺少社会有机体的明确特征，它处在意志和行动的范围之外。同理，两性关系本身也不是社会关系。一男一女结合一起时，他们遵循的是为他们指定了自然位置的法则。就此而言，他们受着本能的统治。只有在意志成为合意（co-willing）、行动成为合作（co-action）的地方，才存在社会。共同努力去实现仅靠个体根本不能实现或不能达到同等效果的目标——这就是社会。

所以，社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每个成员用来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社会之所以可能，完全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 一个人的意愿与另一个人的意愿在某种共同的努力中联系在了一起。事业的共同体来自于意愿的共同体。只有当我的同胞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时，我才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他的意愿和行动就成了我借以实现我自己的目的的手段。由于我的意愿必然包含着他的意愿，所以我的愿望不能让他的意愿落空。一切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这一基本事实之上。

分工原理揭示了社会生长的本质。一旦把握了分工的重要 性，社会知识便以一种超常速度得到发展，只要把康德和后来的人做一比较即可明白这一点。康德写作的时候，18世纪经济学家提出的分工学说尚未得到充分的阐发。它仍然有待于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使之精确化。但是，利益协调学说已经预示着它将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康德没有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所以他对社会的唯一解释是; 人类既有组成社会的冲动，也有试图分裂社会的另一种冲动。大自然利用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引导人们去实现它希望引导他们实现的最终目标。康德试图用两种冲动——"社会化" 的冲动和"孤立" 的冲动——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社会，难以想象还会有比这更陈腐的观点了。显然，这是试图仅仅用virtus dormitiva，cuius est natura sensus assupire（本质在于麻木感官的诱导睡眠的属性） 去解释鸦片的作用。

一旦认识到分工乃是社会的本质，个体与社会对立的命题也就不复存在了，个体原则与社会原则之间的矛盾也就消失了。

五、分工的发展

个人在有完全自觉的思维和意愿之前，就在盲目本能的影响下成了一种社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形成不能成为社会学探索的主题。但这并不是说社会学必须把解释社会起源的任务交给另一门科学，把人类的社会网络当作既成事实。如果我们判定——这是将社会等同于分工的直接后果——在会思考、有意志的人类出现时。社会结构是不完整的。其建设过程始终在历史中不断进行着，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求个使我们能够理解这种进化的原理。分工的经济学理论给我们提供 了这一原理。人们已经指出;使文明的诞生成为可能的幸运事件是以下事实∶有分工的劳动比没有分工的劳动有更高的生产力。分工之所以得到扩大，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劳动的分工程度越高，生产力就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分工的扩大是经济进步的同义词∶ 它使生产更接近于自身的目标——最大可能地满足需要;这种进步也是社会的进步，因为它包含着社会关系的强化。

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且，只有排除了—切目的论或伦理学的评价，才有正当的理由在历史探索中使用社会学意义上的"进步"一词。我们相信自己能够从社会条件的变迁中观察到一种确定的趋势，我们分别考察每一种变迁，以便看看这种假设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它吻合。我们也许会做出各种这样的假设，它们在相同的程度上都与经验相符。接下来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假设之间的关系，即它们是相互独立的还是相互关联的。然后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对这种关联的性质做出界定。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只能是一种以假设为基础的对相继发生的变化过程的研究，它与价值判断无关。

假如不考虑那些天真地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进化理论，我们在大多数自称能解释社会进化的理论中，都可以看到两个令人不满的显著缺陷。第一个缺陷是。它们的进化原理没有同社会本身联系在一起。不论是孔德的人类精神三阶段定律，还是兰普勒希特的社会心理发展五阶段理论，都没有提供有关精神进化与社会进化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的任何线索。他们为我们说明了当社会进入一个新阶段时是如何表现的，但是我们希望知道得更多，即社会是遵循什么样的法则起源并改变自身的。这种理论把我们视为社会变迁的那些变化当作从外部作用于社会的事实;但是我们需要把它们作为某种不变法则的产物来理解。第二个缺陷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阶段" 论。对于阶段论来说，实际上无进化可言，也就是说，不存在能使我们看到一种明确趋势的连续性变化。这些理论中的陈述不过是确立了一个明确的事件序列;它们没有证明构成这一序列的各阶段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们充其量只是确立了不同国家的事件序列之间的并列关系。但是，把人的一生划分为童年、青年、成年和老年是一回事，揭示制约有机体的生长和衰落的规律是另一回事。每一种阶段理论都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各阶段之间的界线总是变动不居。

现代德国的经济史学把分工作为它的进化学说的基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办法摆脱阶段发展图式的老传统。它的理论仍然是一种阶段论。因此，毕切区分出了封闭的家庭经济阶段（只为个人自己使用而生产，无交换经济）、城镇经济阶段（为雇客而生产的直接交换阶段）和国民经济阶段 （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流通阶段）。施姆勒区分了乡村经济时期、城镇经济时期、地方经济时期和国家经济时期。菲利波维奇则对封闭的家庭经济和贸易经济做了区分，并且从贸易经济中又发现了地方性的有限贸易时期、由国家控制并局限于国内的贸易时期和自由贸易时期（发达的民族贸易，资本主义）。对于这些把进化强行纳入某种普遍图式的尝试。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严肃的批评。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些分类对于揭示明确界定的各历史时期的特点有什么价值，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认它们有助于描述。无论如何，在使用它们时应该非常慎重。有关古代各民族经济生活的无益争论表明，这种分类是多么容易使我们把学究们咬文嚼字的编造错当成历史现实的实质。阶段论对于社会学研究毫无用处。它们在最重要的历史问题之一，即判定历史进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连续性这个问题上。使我们误入歧途。解决这—问题通常采取的方式是，要么假设社会进化——应该记住。就是分工的发展——是沿着一条不曾间断的直线进行的，要么假设国家都是在同样基础上一步步前进讲的。这两种假设都不得要领。既然历史上的衰退时期，即分工发生倒退的时期历历在目，还声称进化不曾间断，肯定是荒谬可笑的。另一方面，个别国家通过达到高级阶段的分工而取得的进步也绝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并加速了它们的进化。古代世界的衰落，无疑使得经济进化倒退了数个世纪，但最近的历史研究表明，把古代与中世纪的经济文明联结在一起的纽带，要比人们过去通常认为的结实得多。交换经济在大迁徙的风暴中当然历经磨难，但却生存了下来。它所依赖的城镇并没有全部变为废墟，通过实物交易，很快在残余的城镇生活与新的交通发展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古代社会成就的残片在城镇文明中得以保留，并被带入了中世纪的生活。

分工的进步，完全依赖于它的优势即更高的生产力的实现。通过重农主义者和18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 由贸易学说，这一真理第一次变得昭然若揭。但是它的基本原则存在于—切支持和平的观点中。无论是对和平的赞美，还是对战争的谴责。历史是两条原则之间的斗争。一条是和平原则，它提倡发展贸易; 一条是军事—帝国主义原则。它不是把人类社会视为友好的分工，而是视为某些社会成员对其他成员的暴力压迫。帝国主义原则一再占得上风，而自由原则无法与它抗衡，直到民众与生俱来的对和平劳动的爱好充分认识到它作为一条社会进化原则的重要性。无论在哪里，只要帝国主 义原则盛行，和平就只能是限于一隅的短暂现象; 它存续的时间不会比使它得到形成的事实更长久。帝国主义造成的思想气氛，非常不适合于在国家疆域内促进分工的发展。它实际上禁止分工扩大到把国家隔开的政治—军事壁垒之外。分工需要自由与和平。直到18 世纪的现代自由思想提供了一种关于和平与社会合作的哲学，才为那个时代——被最近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打上了粗糙唯物论、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烙印的时代-的经济文明的惊人发展奠定了基础。

唯物史观从这种联系中得出的结论是最离谱的，它把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说成是取决于技术进步所达到的阶段。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甚至从形式上都是错误的。试图通过技术革新来解释社会进化只能是转移问题，而决不是解决问题，因为根据这种观念，我们如何来解释技术进步本身呢?

弗格森指出，技术的发展取决于社会条件，每个时代的技术进步，只能达到它的社会分工已达到的阶段所能允许的程度。2只有在分工已经为技术的应用开辟了道路的地方。技术进步才成为可能。鞋子的大量制造预示着这样一个社会;成千上万或者数以百万计的人所需要的鞋子的生产，可以在少数几家企业中完成。在一个由自给自足的农民构成的社会中，是没有可能使用蒸汽磨的，只有分工能够激发人们产生出把机械动力用于制造的想法。

在分工的发展中追溯所有同社会有关的事物的起源，与技术的或其他各种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粗糙而天真的唯物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也绝不是像唯心主义哲学的信徒们倾向于主张的那样，硬说社会关系的概念有着不可接受的局限性。它不把社会局限于特定的物质方面。处于经济范围之外的那—部分社会生活确实是终极目标，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却受着全部理性行动的法则的制约; 只要这些手段一成为问题，就会引起经济活动。

六、个人在社会中的变化

分工最重要的作用是，它把独立的个人变成了有依赖性的社会人。在分工条件下社会人的变化，与使自身适应作为有机体之一部分的细胞是一样的。他让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使某些能力和器官萎缩，形成另一些能力和器官。他变得片面了。整个浪漫派群落，即那些顽固的 laudatores temporis acti（过去时光的赞美者），对此深感痛惜。在他们看来，往昔那种"和谐地"形成自身能力的人，才是理想所在∶唉，这是一个不再激励我们这个堕落时代的理想。他们建议让分工倒退，所以他们赞美农耕，而他们这种说法所指的永远是几乎自给自足的农民。

现代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再次胜人一筹。马克思许诺：在communism社会的高级阶段，"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 人类"对变化的需要"将受到尊重"。脑力和体力劳动的交替"将保障人的和谐发展"。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种幻想。假如只从事这样一些劳动——它们不会引起任何不舒服，又能消除无所事事带来的不愉快——就能实现人的所有目标，劳动就不是一种经济活动了。用来满足需要的将不是劳动，而是游戏。但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自给自足的劳动者，一般也必须劳动到远远超出令人愉快的程度。可以假设，与那些总是从事固定劳动的劳动者相比，劳动对他而言不那么令人厌烦，他一开始从事某项劳动时，会体验到这种活动本身带来的新鲜的愉快感。然而，假如人类日益接受了分工，是因为他认识到，分工导致的专业化劳动的更高生产力，足以补偿他失夫快乐而有余。降低分工程度而不导致劳动生产力的下降是不可能的。所有各种劳动概莫能外。以为既可以保持生产力又能减少分工，纯粹是天方夜谭。

消灭分工治不好专业化劳动给个人带来的身体和心灵创伤，除非我们打算让社会发展的车轮倒转。成为一个全面的人，是针对个人而言的。所以救治之道是改善消费，而不是"改造"劳动。游戏和体育，享受艺术和阅读，显然都是解脱的途径。

从经济进化的开端处寻找和谐发展的人是徒劳的。我们从偏远乡村那些闭塞的农夫身上看到，几乎自给自足的经济主体根本就没有浪漫派作家赋予他的那种体魄、精神和感觉方面高贵而和谐的发展。文明是分工使之成为可能的闲暇和精神平和的产物。以为人在历史上一出现就具有独立个性，他在导致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形成的进化中才丧失了这种个性以及肉体自由和精神独立。实在是大错特错。有关原始人的全部历史、证据和观察，都与这种观点截然相反。原始人不具备我们所说的一切个性。两个南太平洋的岛民，要比两个 20 世纪的伦敦人彼此更为相像。个性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社会演进过程中获得的。

七、社会的退化

从分工演进的意义上说，社会进化是一种意志的现象; 它完全取决于人的意志。我们不考虑是否有正当理由把分工的每一次进步，从而把社会关系的每一次强化，都看作是上升到更高级的阶段;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这种发展是不是一种必然现象。历史的内容就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吗?社会有可能静止不动或倒退吗?

我们必须先验地抵制任何这样的假设：大自然的"意图"或"隐蔽的计划" 为历史的演进提供了某种目标，康德就是这样想象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也有此想法。但是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可以找到一条原理，证明连续不断的社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引起我们关注的第一条原理是自然选择原理。较发达的社会与不太发达的社会相比，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它们更有可能使其成员免遭不幸和贫困。它们也有更好的装备保护自己不受敌人侵害。千万不要受这种观察的误导∶ 较为富有和文明的民族，常常在战争中被较不富有和文明的民族击溃。处在社会演进高级阶段的社会，总是至少有能力抵抗较不发达民族的优势。只有正在衰败的民族，正在从内部解体的文明。才会被正在崛起的民族击败。如果组织得较好的社会向较不发达民族的进攻认输，胜利者最终也会在文化上甘拜下风，接受被征服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甚至接受其语言和信仰。

组织良好的社会的优势，不仅在于它的物质福利，还在于从数量上说它的成员更多，从性质上说它的内部结构更牢固。这正是向更高级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社会范围更大，更多的人被纳人分工，人人更强烈地依赖于分工。较发达社会与较不发达社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成员组成了一个更紧密的联合体，这排除了用暴力解决内部冲突的可能，并且对外形成了对抗敌人的严密防线。在较不发达社会里，社会纽带依然不牢固，每个成员之间存在着出于战争需要的联盟，而不是以共同劳动和经济合作为基础的真正团结。与高度发达的社会相比。这种社会发生分歧更容易，也更迅速，因为军事联盟对其成员没有牢固而持久的控制力，从其本质上说，它仅仅是出于对短暂优势的期望而维持在一起的临时结合，一旦击败了敌人，开始争夺战利品，这种联盟就会土崩瓦解。在对抗较不发达社会时，较发达社会总会发现，它们的最大优势在于敌方的不团结。处于低级组织状态的民族只是暂时合作以图军事大业，内部不团结总是会很快使其目标分散。蒙古人在13世纪对中欧文明的袭击，或土耳其人为渗入西方做出的努力便是例证。用斯宾塞的话说，工业型社会对军事型社会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仅仅为军事目的而形成的联合，总是因为内部不团结而分崩离析。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条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范围的扩大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这早就得到了证明。对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有机体来说，其范围之外的民族是否继续在低级社会演进水平上保持一种自给自足式的存在，绝不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对较发达的有机体来说，即使较不发达的有机体继续保持低水平在政治和军事上是无害的，即使占领其自然生产条件可能欠佳的领土没有什么直接好处，将较不发达的有机体纳入其经济和社会共同体也符合它的利益。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个实行分工的社会里。扩大劳动者的范围永远是一种优势，因此一个效率较高的民族。也可以通过同一个效率较低的民族合作而得益。正是这一点，经常驱使社会高度发达的民族通过吞并那些迄今难以接近的领士。来扩大其经济活动的范围。位于非洲和亚洲的近东和远东落后地区的开放，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开辟了道路，所以，在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我们就看到一个全球社会的梦想正在实现。战争只是暂时打断了还是彻底摧毁了这一发展进程? 可不可以设想这一发展进程可以停止，社会甚至可以倒退?

除非同另一个问题即民族的消亡问题联系起来。否则这一问题无法获得解答。人们习惯于谈论正在衰老和消亡的民族、年轻的和古老的共同体。和所有的比较一样，这种比较是不全面的。而且我们一再得到忠告，在讨论这种问题时要抛弃比喻性的用语。这里所呈现出来的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显然，我们切不可把它同另一个同样有难度的问题，即民族素质的变化问题混为一谈。1000或 1500 年以前。日耳曼人说的是一种不同于今天的语言，但是我们不应据此认为，日耳曼的中世纪文化已经"消亡"。相反，我们在日耳曼文化中看到了一条不曾中断的进化链条，从《救世主（Heliand）》和奥特弗里德的《福音书》（姑且不提那些散轶的文学遗作） 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确实知道，在数百年时间里已被日耳曼殖民主义者同化的波美拉尼亚人和普鲁士人已经灭绝了，但是我们很难认为他们作为民族变"老了"。若是把这种比喻贯彻到底，就不得不谈到那些夭折的民族。我们不想讨论民族的转变，我们的问题与此有别。国家的衰落也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因为这种现象有时随民族的衰老而发生，有时则与它无关。波兰古代国家的覆灭同波兰文明或波兰民族的衰落没有任何关系，它没有阻挡住波兰社会的发展。

人口减少、福利缩减、城镇衰落，这实际上是发生在所有文化衰老事例中的事实。只要我们把民族的衰老设想为社会分工及社会的倒退，所有这些现象的历史意义就昭然若揭。例如古代世界的衰落就是一种社会倒退。罗马帝国的衰落，只是古代社会在达到一个高级分工阶段，然后又退回到一种几乎无货币经济的结果。城镇人口的流失以及农村人口的减少，短缺和贫困现象的出现，完全是因为这种处于社会分工低级水平的经济秩序的较低生产力。技术渐渐丧失，工艺才能衰退，科学思想缓慢绝迹。用来描述这一过程最恰当的概念便是解体。古典文化的消亡，是因为古典社会发生了倒退。

民族的消亡是社会关系的倒退，是劳动分工的倒退。不管每个事例的原因是什么，实际招致衰落的一向是社会合作制度的终止。这对我们来说可能一度是个难解之谜，但是我们现在惊恐地看到，这个过程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经历之中，我们对它的理解更清楚了，虽然我们仍然无法认识到这种变化最深层、最终极的原因。

使社会得以形成、发展和维持的，是社会精神，即社会合作的精神。一旦失去了这种精神，社会便会再次四分五裂。民族的消亡是社会的倒退，即从劳动分工向自给自足的倒退。社会有机体分解为它由以开始的细胞。人依然存在，但社会消亡了。

没有证据表明社会演进肯定沿着一条直线稳步前进，社会停滞和社会倒退乃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世界史是已消亡的文明的墓场，在印度和东亚，我们都看到了处于停滞状态的文明的大型实例。

我们有一些文学和艺术小集团，对自己微不足道的作品夸大其词，同真正伟大艺术家的谦虚和自我批评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说，只要内心的文化得到强化，经济的进化是否继续无关紧要。但是，所有的内心的文化都要有实现它们的外在手段，而这些外在手段只有通过经济上的努力才能获得。当劳动生产力因社会合作的倒退而衰落时，内心的文化也会随之衰落。

所有古老的文明，都是在没有完全意识到文化进化的基本规律以及劳动分工与合作的重要性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常常要抵抗那些对文明抱有敌意的倾向和运动它们会经常取得胜利，但是先后衰落了。它们受到解体的幽灵的摆布。通过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人们第一次知道了社会进化的规律，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文明和文化进步的基础。那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岁月，从未想象过的前景似乎正在打开大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自由主义必须面对倾向于导致社会解体的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对抗，尤其是社会主义—communism学说的对抗。民族主义理论自称有机论，社会主义学说自称社会理论，其实二者却发挥着反有机体和反社会的作用。

在对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制度的所有指责中，最愚蠢的说法是，它是一种反社会的、个人主义的制度，它将社会机体原子化了。贸易并不像对地球上少数经济自给自足地区欣喜不已的浪漫派所断言的那样，起着解体的作用。而是起着团结的作用。最先形成社会联系的是劳动分工∶ 它是纯粹而简单的社会要素。无论是谁，只要提倡民族和国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就是企图使全球性社会解体;无论是谁，只要企图通过阶级战争摧毁民族内部的社会劳动分工，就是反社会的。

在逐渐形成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全球社会在过去200年中一直在慢慢形成。它的衰落将是迄今为止绝对举世无双的世界性灾难，各民族无一能够幸免。那么，由谁来重建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呢?

八、私有财产与社会进化

个人分化为所有者和非所有者，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 18 世纪的"个人主义" 社会理论的另一项伟大的社会学成就，是认识到了私有财产的社会功能。在旧的观点看来，财产永远或多或少是少数人的特权，是对公共财富的劫掠，是道德上被视为罪恶的制度，尽管有时人们认为它不可避免。自由主义最先认识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功能，在于把物品交到最懂得如何使用它们的人手里，也就是说，交到最内行的经营者手里。所以。保护特殊财产和特殊生产者的特权，最不符合财产的本质。任何类型的限制，例如生产者的独占权和其他特权，都会阻碍财产发挥它的社会功能。自由主义强烈反对这类制度，就像它反对限制劳动者自由的任何尝试一样。

所有者没有从别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谁都不能说自已短缺是因为别人充裕。为民众进行计算，说如果平均分配财产，穷人可以多支配多少财产，这是在向他们的嫉妒本能谄媚。一个被人忽略的事实是，生产和社会收入的总量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从本质上取决于财产的分配。干涉这种分配，就有可能让财产落入不太胜任保持财产、不太有远见、不太能使财产具有生产力的人手中;这必然导致生产量下降。分配上的communism是一种返祖观念，它让人想起社会关系尚不存在或尚未达到目前的发展阶段因而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年代。在以无交换的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中，没有土地的人把重新分配土地作为自已的志向，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现代无产者追求类似的重新分配，却是误解了社会生产的本质。

自由主义在反对把生产资料转移给组织起来的社会这种社会主义理论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将导致产量下降的论证。黑格尔学派的社会主义针对这种论证，试图证明历史演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

拉萨尔的观点是。"一般说来，全部法制史的过程，是由对个人财产的限制不断扩大、把越来越多的物品置于私有制之外所构成的"。从历史进化中解读出的财产自由的扩大趋势。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私有财产领域在日益迅速缩小的想法，作为一种法律的文化和历史发展中的原则，" 不管"人们认为它多么荒谬"，根据拉萨尔的观点，它是经得起最细致的检验的。不幸的是，拉萨尔并没有对这一想法进行任何细致的检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是非常肤浅地扫了几眼，便对它（这一想法）示以崇敬"。自拉萨尔时代以后，也不曾有任何人提出什么证据。但是，即便有人做出这样的尝试，它也绝没有证明这种发展的必然性。充满黑格尔精神的法理学的抽象建构。至多只能展示以往的历史进化趋势。认为如此揭示出来的进化趋势必定会继续发展，乃是一种完全主观武断的假设。只有当能够证明演进背后的动力仍然起着作用，才可以援引这种必要的假设性证据。黑格尔派的拉萨尔对此无所作为。对他来说，认识到"私有财产领域的逐渐缩小，只不过是建立在人类自由的积极发展的基础上"，问题也就解决了。在把自已的进化规律塞进伟大的黑格尔派历史进化图式以后，他便完成了他的学派所能要求的一切。

马克思看到了黑格尔主义进化图式的缺陷。他也主张，从私有财产向公有财产前进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与黑格尔和拉萨尔不同，他没有讨论财产观念和法律上的财产概念。私有财产"在其政治—经济趋势上"正趋向于瓦解，"但只是通过一种无意识的、违反它的意愿并且以问题的性质为条件的发展; 只是通过使无产者成为无产者，使苦难成为意识到其精神和肉体苦难的苦难，使非人化成为意识到其非人化的非人化“才能完成这种分解"。于是他引入了阶级斗争是历史进化动力的学说。

若曾有人孤身抵抗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潮流，那就是米塞斯。

正是他所缔造的观念使自由不至于彻底沦丧，使热爱自由的人们不至于孤独，并继续向往光明。但是他的努力是否真正扭转了这股潮流，却是一个需要那些理解他的理论，并和他一样热爱自由的人们加以解决的问题。

“自由”的基石，不仅是米塞斯解释东西方世界大分流的根本原因，也是米塞斯一生所捍卫的信仰。

一战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乌托邦主义泛滥时，米塞斯是那个唯一坚守自由市场的学者，他坚定地认为：自由市场是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所在，是文明和繁荣的支柱。当时，他被当作全世界的敌人，然而历史却证明了，他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

米塞斯一生颠沛流离，他的思想即便在西方世界也曾被视为“异端”，但他却始终如一的坚持自己的观念，自由就是他的信仰，思想就是他的武器，他是最后的自由骑士。

米塞斯的思想影响了罗斯巴德、哈耶克、安·兰德等人，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让奥地利学派再度崛起，他因此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他是影响思想家的思想家。正如罗斯巴德说：“米塞斯的《人的行为》是文明人必读的经济学《圣经》。”

但遗憾的是米塞斯的思想与著作，在国内仅在少数学者、企业家圈子中流传。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米塞斯”系列，读他的人生和作品，从中汲取力量。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读懂米塞斯（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哈耶克与罗斯巴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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